我家好几辈只生小子不生闺女。听老人讲，辈辈都有过一个闺女，但都没站住。

我也有一个妹妹，叫英子。她长得什么样儿，我一点也不记得。土改那年，英子三岁，我五岁，哥哥七岁。因为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事，爷爷担心家里被斗，就让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到长春去找父亲。当时，英子太小，就留在了家里。

辗转数月到了长春，没有找到父亲，却被困在了长春。八路军把长春围得像铁桶似的，只围不打。守城的国民党军队为了减少城里粮食的消耗，就把老百姓都撵出城去。而八路军为了给国民党守兵增大压力，又不让出城的老百姓进入解放区。长春城外，两道封锁线之间的一圈狭长地带成了逃难人群的聚集地。几十万人天天在这里流动，听说哪儿开了卡子就往哪跑。所有能充饥的东西很快被抢光吃光，一枚金戒指都换不来一块大饼子。

出城不几天，跟我们一起走的一个女人倒在路上就再也没有起来。她男人又被流弹打死了，只剩下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女孩儿。妈妈不忍看她饿死，就把行李扔了背上她。妈妈叫她英子，说她长得很像妹妹。为了我们三个，妈妈每天晚上都要冒死钻过封锁线，到解放区的地里捋草籽，煮熟的草籽吃了也不消化，我和哥哥都拉不下屎，只得用手抠。妈妈总是把草籽先嚼得烂烂的，再一口一口地喂英子。两个月后，长春解放了，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沿着铁道线，一路乞讨往老家走。快到德惠的时候，我和哥哥都走不动了，英子连饿带病只剩下一口气。一对好心的农村夫妇赶着马车路过，看见我们很可怜，给了一些吃的，又提出要把英子留下。为了活命，妈妈只好答应了。那对农村夫妇说，他们家姓宋，住在公主屯。英子要是能活下来，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她接她都可以。

中秋节过后，母亲领着我和哥哥终于回到了老家。家里被斗了，爷爷奶奶被打得都起不来炕。没人照顾的妹妹，没有挺下来。

妈妈病倒了，一躺就是半年，等到妈妈刚刚能挺住个儿，就要去公主屯把留在那里的英子找回来。母亲找到公主屯，进屯一打听，真有一个姓宋的老太太，家里收留了一个小丫头。母亲一叫她，她就扑过来抱住了妈妈。妈妈就把她领了回来。

英子已经长胖了，圆圆的脸上两只眼睛亮亮的，全家人都很喜欢她，我总爱领着她出去玩。可是，没过几天，妈妈却要把英子送回去，说这孩子不是英子，英子的后脖颈有一个豆粒儿大的痦子。爷爷说，是谁都行，咱们都会当英子待。母亲说，人家家里人去找怎么办？再说，咱们家里成份不好，跟着咱们也不见得有好日子过。就这样，妈妈把她送了回去。

我上小学那年，朝鲜战争打得正激烈。镇里来了一群朝鲜孤儿。住在百货公司的院子里。学校的女老师都被抽去照顾这些孩子。有一个小女孩儿病得很厉害，镇里没有像样的医院，朝鲜孤儿住的条件又不好，怕传染，教我们班语文的白老师就把英子接到了自己的住处。生病的小女孩也叫英子，才五岁，爸妈都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死了。我说不清为什么，就想去看她。在白老师的宿舍里，我见到了英子，她长着圆圆的脸，黑黑的大眼睛。听母亲说，我死去的妹妹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她很亲。我从书包里拿出小人书递给她，她睁着两只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。我说，你别怕，这些小人书都给你。正在厨房做饭的白老师说，她不会中国话，听不懂你说啥。我俯在英子身边，对她说，你不会中国话吧，没关系，我教你。英子瞅着我，眼睛卡巴卡巴，嘴角慢慢露出了笑容。

　　英子的病渐渐好起来。每天放学，我都去看她，给她带点糖块儿和杂瓣果子，还领她到外面玩。有一次，在裁缝店门口碰到了我母亲的好友杨小脚子，她看见英子冷丁愣住了。英子穿的是一件白上衣，黑裙子，典型的朝鲜小姑娘打扮。杨小脚子把英子抱进裁缝店，找出一件蓝底白花的小布衫，一条紫缎的小裤子，给英子穿上，又把她的头发拢起来，露出耳朵，在鬓角上掐一个头卡子，拉着她的手前后转了一圈，咂着嘴对我说，简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让你爷爷奶奶看看，是不是英子又回来了。

我真想把英子领回家，可我没这么做。

白老师下班回来，忙着给英子做饭。我把要认英子做妹子的想法告诉了她。她立刻摇头说，不行，上级有规定，除了死亡的，一个朝鲜孤儿都不能留下。明天上级来检查，英子的病好了，就得回去。过几天，这些朝鲜孤儿就要转到别处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没有去上学。我在白老师的宿舍守着英子。英子躺在炕上，我用棉被把她焐得严严实实，又点着炕灶，把炕烧得滚热。

中午，白老师领着一个镇里的干部，一个卫生所的大夫，还有一个带队的朝鲜人来看英子。大夫掀开英子身上的被子，吓了一跳。英子满脸通红，头发都湿透了，嘴里憋的快喘不上气来。他对带队的朝鲜人说，病这么重，咱这治不了，得转到县里去。带队的朝鲜人说，不行的，我不敢做这个决定。大夫说，那怎么办？这不是等着死吗？朝鲜人说，死了也办法。我没权利。镇干部和他们一商量，叫白老师先照看着，再想办法找大夫。

他们走了。我急忙上前扶起英子，英子浑身软绵绵的，我喊她，她也没有动静，眼睛也不睁。白老师很吃惊：难道是英子的病又重了？我害怕得说话都结巴了，我……我是想让好装病，让她发热……白老师急得抱着英子直转转。我转身出门，一口气跑到杨小脚子的裁缝店，等我们回来时，英子已经缓过来了。杨小脚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就问白老师想不想留下英子。白老师说她也很喜欢英子，很想留下这个孤儿，让她有个家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杨小脚就到镇里对镇干部说，昨天夜里英子死了，她找人扔到乱坟岗去了。战争年代，死了一个孩子谁也不会认真地去关注，何况这事还是杨小脚子办的。她的男人在县里当干部，他们能不信吗？

没过几天，镇里的这批朝鲜孤儿转到别处去了。英子留在白老师身边不合适，她是个姑娘，还要上班；英子留在我家也不合适。为了养家，妈妈到哈市做工去了，爷爷奶奶没能力照顾她，再说我家成份不好，没法儿上户口。英子就留在了杨小脚子那儿。很快，镇子里的人都知道，杨小脚子从一个要饭的女人那里收留了一个小哑巴。

我很高兴，放了学，就往杨小脚子的裁缝店跑。每天，杨小脚子跑马神做衣服，英子就坐在小炕上玩花布头儿。绷着脸儿谁也不瞅，只有我去了，才眉开眼笑。

我领着英子出去玩，到大杨树上去掏老鸹蛋，到草丛里去抓蝈蝈。听说十里外的狼洞井下了一窝狼崽，我就撺弄哥哥一起去，想抓回一个狼崽给英子玩。为这事儿，我挨了爷爷一顿打。

我上初中时，杨小脚子的家迁到了县里，英子也进了县里的朝鲜小学读书。1958年，我到县里读高中，正赶上大跃进，学校不上课，整天参加深翻、大炼钢铁。有一天，我们到呼兰河边去拆船，用木板烧炭。刚下河堤，看见河边有一群穿着朝鲜族服装的女学生，正抬着船板往上走，我看见了英子，她长高了，那双大眼睛变得更加清澈明亮。我已很长时间没看见她了。听我叫她的名字，她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，迅速地跑上前抓住我的胳膊，喊着：哥哥，哥哥！

这是第一次有人管我叫哥哥，我激动地说，你都会说汉话了？英子笑得眼角带着泪花说，我会说了，还会写呢，这几天我正要给你写信呢。我告诉她，我考上了高中，以后又可以常见面了。英子乐得直劲摇晃我的胳膊。同学们看见我和一个朝鲜小姑娘这么亲热，都感到很奇怪。我很骄傲地告诉他们，她是我妹妹！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和英子却很少见面。1961年，我报考了一个艺术学院，因我是黑五类子女，政审不合格，没有被录取，户口被直接转到了农村，当了一名社员。

离开县里的那一天，我去看英子，在杨小脚子家里我看见了一幅全家福。照片上三个人，前面是杨小脚子，眼神中流露出喜悦的神采，她的身后并排站着的是福子和英子。福子是杨小脚子的儿子，二十岁的小伙子人高马大，十八岁的英子明显地长成了一个大姑娘，满脸春光。看见了这幅照片，我的心里一阵莫名的颤动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。我不愿再去打扰英子，一个失去祖国和亲人的孤儿，能有今天的生活，我应该为她祝福。

风雨飘摇的日子，我为生活奔波，为生存挣扎，心力交瘁，无暇他顾。当我已是两个儿子的父亲，回到城里，开始踏实的生活时，很多珍贵的回忆已被岁月侵蚀成难以拣拾的碎片，唯有内心深处，常常泛起一种疼痛。当我看到别人家父女和兄妹之间的那种无法言喻的亲情，羡慕之后，那种疼痛就会愈加强烈。我曾试探地问过母亲，能否再去公主屯，找找那个在战争年代失去双亲的英子，母亲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什么也不说。我也曾去过令我华年梦碎的呼兰河，寻觅到的却只是另一种怅然和酸楚。杨小脚子早已谢世，福子和英子在哪儿没人知道。

时光荏苒，我的双鬓已经挂满白霜，儿子也有了儿子。安逸的日子里，默然梳理记忆的时光，心底里的那种思念便放飞成了祝愿和祈祷，我的两个英子妹妹，该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。我相信她们如果活着，一定都很幸福。

英子妹妹，哥哥想你们！

汉族人一般都有俩名儿，一个大名，一个小名；大名用在对外场合。起名时都很慎重讲究，有的是按宗族家谱排列下来，有的是意寓着希望与祝福。相比之下，小名就随意多了，使用范围也只限于家人或亲朋之间。城里人的小名多几分亲昵宝贝自赏之意，什么贝贝、娇娇、丽丽、盼盼等；乡下人给孩子起名则大都是就地取材，生了小子，壮壮实实的就叫莽子，长的墩实的就叫铁蛋，图希好养活的就叫狗剩子。要是女孩儿呢除了彩兰芳香花凤，大多都叫丫蛋儿。

我的小名是个“大仙”给起的，叫领子，啥意思？就是有大仙领着，保证我没病没灾顺顺利利长大。刚满周岁的时候，我得了一场大病，出完疹子又得了白喉，嗓子肿得出不了声儿，鼻子憋得有出气没进气。大夫请了，医院也去了，就是不见好。妈妈抱着我急得直掉眼泪。爷爷见我没救了，就对我妈说：“放下得了，是死是活由他去吧。”妈妈就是不撒手。亲戚们看不下眼儿，就对我奶奶说：“请个大神看看吧。八成是冲着啥了。”

奶奶不敢做主。她怕爷爷不同意。第二天，趁着爷爷进呼兰办事的机会，亲戚们把大神儿领来了。

大神是个女的，四十多岁。她上炕盘腿抽着烟袋，摆出一副救世菩萨的架式跟我妈说：“这孩子跟我有缘，我把他病治好，你们得让他认我做干妈。”

没等我妈和奶奶吱声，亲戚们就说：“中，中，能把孩子病治好，管你叫啥都成！”女大神又说：“我还得重新给他起个名，叫领子。”亲戚们着急地说：“别说领子，就是抱着也中！”

女大神突然打了个哈欠，接着又喷嚏连天，浑身哆哆嗦嗦就来神了。跳大神一般都是俩人，一个大神唱主角，一个二神做帮腔，也就是“托儿”。大神只管用桃木剑比比划划地做些招式，用以请神招仙降妖除魔；二神干的则都是费力的活儿，从始至终都得不停嘴地连说带唱。随着二神的说唱内容大神进行即兴表演。跳大神唱的差不多都是这一套：叫声三海神的帮班／你看我一步要走两步要担／三步五步走连环／三环九转要把营安／人马扎在这出龙之地／会仙就在这卧龙之滩／胡家人马住古洞／黄家人马都住在深山／鬼主烟尘都住在木里花棺／胡家人马要请胡北口／黄家人马要请黄草湾／木里花棺请来烟尘鬼主／全班人马就下了高山/老仙家要来本是咱家有福/弟子这里快备香火钱……

绕了半天弯子，最后才说到正题。

给我跳神的也被叫做仙儿，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黄皮子。她就一个人出马，没带二神。

我本南山一老仙／修行苦练几百年／我赴过王母娘娘的蟠桃宴／我坐过观音菩萨的莲花船／玉皇大帝赐我百叶莲／降妖除怪法无边／今朝到此……

女大神跳得正来劲儿，门外有人说了一句：“坏了，掌柜的回来了。”屋里的人都吃了一惊，慌忙往外跑。女大神也耳闻爷爷脾气倔、不信邪，不敢惹麻烦，收拾收拾走了。

爷爷其实是进城找李八针去了。、

这个李八针一辈子走南闯北，拉着骆驼，凭着祖传的扎针绝活，不知医治了多少病人，传说他就靠手中的八根银针，一边问诊一边隔着衣服把针扎进去。李八针给我扎下四根银针，又配了三味中药，碾碎磨细，把筛出的粉沫放在一张黄纸上，然后用一根苇子管，对着我的嗓子吹进去。

几天后，我的病慢慢好起来。有意思的是，那之后，领子的小名也在家人中叫开了。

橱窗里的照片

我有一张珍藏了45年的老照片。

1961年，我在呼兰一中参加高考，当时，我报考了哈尔滨艺术学院音乐系。初试复试都顺利通过，但却未被录取。随后，我又参加长春电影学院编导系的考试，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一位任考官的长影老导演给我来了一封信，告诉我因政审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

那时，全国正沉浸在一片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浪潮中。我因为有一个曾任国民党官员的父亲，自然在劫难逃。上不了大学，我想把户口迁到在哈尔滨伟光服装厂当工人的母亲那里，可学校却把我的户口迁到康金井农村我爷爷奶奶那里。这样，我就成了一名社员。

头一天去干活，队长想给我一个下马威。当着大伙的面说：“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，不管是谁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也得卧着！”然后，指着我命令似地说：“你赶上牛车，往烟地送化肥吧！”我没吱声，赶着牛车往烟地走。快到烟地时，一帮妇女正等着给烟苗上化肥，见我一副学生样儿，离老远就喊：“小老板儿，不大点儿，吃麻花油屁眼儿……”我红着脸一声不吱，卸完化肥赶着牛车就往回走。不远便是队里的黄豆地，老牛看见绿油油的豆叶，不顾一切地一口接一口地吃起来。我越使劲拉，它越使劲挣，接着便顺着横垅地往前窜。我正急得没辙儿，在烟地干活的妇女队长跑过来，她一手抓住牛缰绳，一手拍着牛脑门，老牛就听话地跟她走出了黄豆地。这时，烟地里又传来女人们的喊叫：“小老板，真丢脸儿，拿根棍子当鞭杆儿，东南西北分不清，大天白日雀蒙眼！”结果，这一天我不但一个工分没挣到，还被罚10个工分。

这件事让我非常懊恼。第二天，我就去哈尔滨找妈妈。下车后我直奔母亲单位，当我经过尚志大街路口一家叫真美的照相馆时，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照片挂在橱窗里。这不是我报考艺术学院时照的那张照片吗？竟能被摆在照相馆的橱窗里。我走上前，看看橱窗里的照片，又想想现实中的我，心里充满了感慨。我问自己：“你既吃不上供应粮，也没有城市户口，还属于‘黑五类’子女，你还能进城吗？你还能有工作吗？”我回答不了自己。

看着身边匆匆而过的人们，再看看那张照片，我觉得我一点也不比他们差，我还年轻，我要努力，我要用春春和智慧谱写自己的人生。从那以后，我始终把这张照片带在身边，遇到困难和挫折时，就拿出来给自己鼓劲儿。

8年之后，我离开农村，当过老师，当过县剧团编剧，当过文联干部、当过地区作协的领衔。不论啥时，我都不忘过去，积极面对未来。

是这张照片陪伴我走过了艰难岁月，又陪我迎来一个个美好的日子。

七岁那年，我上小学。

开学时，北方还是冰天雪地的早春，跟我一样的小孩儿们都穿着棉袄棉裤。教室里没有炉子，晴天时都不如外面暖和。一下课，学生们就忽拉拉跑到外面去活动，踢毽子，扯拉拉尾，或是贴墙根儿晒太阳。

我最喜欢晒太阳，不光是想暖和身子，还有一个不能说出来的秘密，那就是，我可以一边晒太阳，一边看着我的语文老师。和我们不同的是，她喜欢在下课时在操场上溜跶。老师总是穿一件青色的上衣，披着白围巾，她叫白黎波。20岁左右，听说是北京来的一个大学生，自愿来东北教书的。她说话的声音又轻柔又甜美，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笑意，叫人感到像家人一样亲近。我每每凝望老师的身影，就好像看到我的母亲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抛弃了母亲，母亲被迫把我和哥哥寄放在奶奶身边，自己去哈尔滨做工。等我渐渐长大一些，母亲经常往返于老家和哈尔滨之间，这样，去火车站接母亲，成了我儿时最快乐的一件事。我经常在放学时跑到火车站，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寻觅我的母亲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每次来火车站，几乎都会碰见白老师。她不到出站口，而是站在很远的地方，看着火车进站，再看着火车缓缓开出站台。

一直如此，白老师既没有接到过什么人，也没有送过什么人。有一次，我大胆地向老师提出我的疑问，她说，她是在等信。我更加纳闷，邮递员会把信送到学校，她怎么到火车站来等信？白老师说：“等信，就是等待一种消息，也许这种消息不单单从火车上来，也可以从春天燕子的呢喃中来，从柳树悄悄绽放的绿叶中来，从一缕一缕温暖的春风中来。” 我似懂非懂地望着白老师，点点头，白老师轻轻地笑了。

三年后，白老师被调到镇里的一所中学，我上了初中，恰巧她还教我语文。

一次作文课，白老师让我们写秋天的景象。我就把看过的一部小说中描写秋天的句子给抄了下来。这篇作文受到了白老师的表扬，可下了课，她却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问我作文是不是抄的。我很纳闷儿，她怎么知道我是抄袭来的？她看我很紧张，就笑了，说：“你这篇作文抄得挺好，因为你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，而是加进了你自己的真实感受，挺难得的。自古以来，多少有名的画家书法家也都是经过无数次的临摹仿绘，才成为大师的，写文章也是如此。”

不久，我当上了班里的语文科代表。

我上课有个爱看闲书的毛病，尤其爱看小人书。白老师上课我也照看不误，我觉得自己警惕性很高，不会被抓住。可白老师还是趁我不注意时，来到我身边，收走了我的小人书。放学时，当我背着书包晃晃荡荡、几分失落地往家走时，白老师悄悄地从后边赶上来，倒背着手、郑重其事地跟我说：“我想上你家，看看你到底有多少书！”

我一下开心起来：“白老师，你也愿意看闲书？”“那还用说嘛！” 她把背着的手伸到我面前，拿出课堂上没收我的小人书，笑吟吟地说：“我都看完了，还给你。不过，要是我还想看，不知你借不借我？” 我跳着脚儿说：“我家有好多书呢，够你看的。” 白老师说：“说定了，往后我要天天没收你的小人书!”

转过年的夏天，平静的校园突然热闹起来。学校里开始整风运动，老师们上完课就开会，走廊里还贴出了大字报，白老师也许久不再借我的小人书了。一天中午，我看见白老师早早回到办公室，就悄悄跟了过去，从怀里拿出几本小人书递给她说：“借给你！” 白老师说：“这几天没工夫看了。” 她指着桌子上放的一叠稿纸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我正忙呢！” 我看见那是一份入党申请书。白老师摸着我的脑门，兴奋地说：“现在多好，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号召全国人民帮助整风，改正缺点错误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。这样的党有多好啊。你说我能不盼望入党吗？” 我看见白老师的眼睛里闪烁出一种很亮的光彩，叫人一看就知道她心里的快乐和幸福。白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你也要写入团申请书，争取早点入团。你们生长在今天，多么幸福！”

谁知道没过多久，学校里就被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笼罩了。反右斗争开始了。

白老师被打成右派，不让教课了。那天是星期天，我惦记白老师，便早早来到学校，敲开白老师宿舍的门。我看见白老师正在收拾东西，急切地问道：“你不教我们了？” 她思忖了一下说：“你还小，没法儿跟你说。正好你来了。我这儿有些书就给你吧。” 她从床上拿出一捆书递到我面前，我从书脊上看出有高尔基的，鲁迅的，老舍的，赵树理的，知道老师说的名著可能就是这些书了。我说：“老师，你怎么不留着自己看？” 她说：“这些书放在我这儿也没用了，你拿回去用心阅读，将来对你有益处。”

大跃进那年，我在呼兰县城读高中，学校不上课，天天都去搞深翻，大炼钢铁什么的。端午节前夕，学校组织学生去稻田地插秧，我在那儿意外地看见了白老师。原来县里教育界的右派分子也都集中在这里劳动改造。虽然已是春天，可稻田地放进来的河水冰凉刺骨，我们穿着高腰水靴，都能感到双脚冰冷冰冷的，可白老师和那些人就光脚在稻田地里干活。我不敢想象，白老师那单薄的身体如何承受得了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回乡当社员，有一天傍晚，干活回来路过火车站，无意中竟看到白老师。我走过去，站在她对面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告诉我一个月前，她被摘去了右派帽子，回到原单位，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接受改造。

落日照在白老师脸上，我发现她的神情很憔悴，她才三十多岁，岁月却已令她未老先衰。我愤愤地嘟嚷道：“我真不明白，你怎么能成为右派呢！遭了这么多年的罪！”

白老师像以前那样，拍拍我的肩，平静地说：“都过去了，你看，太阳落下去，明天还会升起来。想想这灿烂的阳光，生活还是很美好的。”她鼓励我不要放弃读书，不要看不起自己。

社教那年，各单位都派人到农村锻炼，白老师来到我们生产队，当时，农村正一边搞社教一边学大寨。社员们天不亮就下地，日头落了才收工，歇气的时候，大伙就讲些笑话，斗斗嘴皮子，在笑声中缓解疲劳。

有一天，突然有人叫着：“白老师，你也讲个笑话呗。” 她推辞了半天，才说：“我不会说笑话，听你们这里的人有管父亲叫爷，还有叫爹的，叫爸爸的却不多。‘爷’ 和‘爸’这两个字都有一个父字，但‘爹’字却是父字下一个多字，管父亲叫爹，分析起来就……” 有人抢过话说：“就是多父，多父就是……” 人们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谁也没想到，就是白老师讲的这个“爹”字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提出来，说她恶毒攻击贫下中农，又给她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，成了批斗对象。

我因为家庭出身也不好，有人也要批斗我，无奈之下，我离家而去。

一别就是四十多年，我再也没有听到白老师的消息。在我的亲友当中，已经有不少人当了老师，每每看见她们，总是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语文老师___白黎波。她健在的话，也该是70多岁了。

白老师，你是否知道，有一个学生，始终在想您呵！